年，京城的仓库也必定会腐朽生虫。

而从风向上来看，到时候臭气漫天飘洒，第一个就要往皇宫和内阁里灌——西苑风水好，特别的聚气嘛。

到了这个地步，朝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在臭气的威胁下官僚们的办事速度变得相当之迅速。当年秋季，内阁就拟定了漕运改革的大纲，大幅度削减了北方各省上交京师的粮食定额，将漕粮缩为一百万石每年（到第二年削减为了五十万石），并根据海运的状况做了布置。东南亚稻米一年三熟，所以海运一年运输三次，内阁会根据存粮做调整，实时决定下一年漕运数量，即著名的“海漕兼用”原则。

这个改革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漕运的开销相当之惊人，为了运输每年四百五十万石漕粮，沿途的消耗便在一千六百万石左右，每往京师输送一石米，成本便在四石米以上。所以，仅仅是削减漕粮这一项措施，便为江南节省下了上千万石的粮米，至于沿途所减少的骚扰、摊派、勒索，更是无计其数。

诏令下达后的当年，江南民气便为之一舒，时人称为“自高祖以来未曾有”——从高祖皇帝以来，南方便没有这样轻松缓和的时候。

甚而言之，连保守者担心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并没有表示出过大的反抗。当时普遍有种看法，认为漕运是“百万槽工衣食所系”，一但削减后槽工无所事事，必然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但事实证明，多余的人力并没有被浪费掉。事先开设在天津青岛济南各地的火药工厂及冶铁工厂迅速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并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为广袤的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多、更新、更好的产品。

于是乎，一个美妙的正循环就此形成了——海外市场的粮食节省了人力，节省下的人力投入产业升级中，为海外市场供应巨量的商品，赚取更加丰富的粮食。

在伟大的循环中，皇帝得到了白银，朝廷得到了粮食，江南节省了人力，就连理论上利益受损最大的槽工，也在新的工厂里赚取了更多的工钱，享受到了更廉价、更丰富的粮米。每一个人都在获利，每一个人都在赢，大家赢麻了都。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正旅居中国的传教士才有感而发，提出了所谓“完美改革”的理念。

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多国大战的前夜，剧烈的冲突与斗争此起彼伏，局势混乱不可控制，无疑与大安的平静安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反差下，传教士们沉痛批评了家乡的种种乱象，以匪夷所思的热情歌颂着大安的改革——他们坚定不移的认为，由穆祺张太岳等主持的改革才是理论上最为完美的改革。没有冲突，没有斗争，所有人都能从改革中获益，所以没有人会反对朝廷的政策；“粮食的香气溺死了一切蝇营狗苟的计算”。

他们同时宣称，这伟大的改革不需要所有人都是圣人，但在利益面前，所有人都会像圣人那样行事！

至于这完美的改革由何而来，在观察了京城政治数年之后，传教士斯密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大安朝廷的成功，是因为遵从了所谓“道法自然”的原则，相信自然的智慧而非人类的造作，在自由市场中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资源分配的最优。大安皇帝及内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先驱，坚定不移的信仰着自由市场、“无形的大手”。】

穆祺：？！！！

这一份惊吓可比区区的白银粮食猛烈多了。他连连揉眼，几乎怀疑自己是受刺激过甚神经出了什么毛病；虽然知道自己一番捣鼓后历史会有变化，虽然知道海贸兴盛后搞不好会有外邦的大儒为自己念经。但无论如何，这经书是不是念得太歪了一点？

老登知道他自己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伟大导师吗？

要不要给你们拓印一份飞玄真君万寿帝君的青词著作，体会体会自由主义的精神啊？！

你们吹就吹吧，但这吹得是不是也太离谱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