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自古有之,如今七国和周王室的祭祀也在延续广义的“血祭”。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古时认为,“气”通魂魄。祭祀就是用各种“气”来制造氛围，沟通神灵。血气、酒气、烟火气皆是如此。

自周起，国家祭祀的血祭从人祭改为牲畜。战国时虽有人祭复苏的苗头,但世间大多将其作为残暴象征，以非奴隶、战俘殉葬的大规模人祭更是被人所唾弃。秦国就曾因为“三良殉葬”而衰落。

但只要重血祭,总会有人想到用更高级的“血祭”,人祭。

当人类对神灵有过多的要求，或者神灵迟迟不肯回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献上更优秀的祭品——人类自己。

封建时代来临,平民成为百姓，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主要来源，“民可覆舟”成为现实,有识之士将人的生命看得更加珍贵，祭祀礼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祭祀之“气”,由牺牲之丰盛逐渐转向执礼者之敬与德,从“血气”通灵变成了“德气”。

这个变化,从春秋时就开始了。儒家思想是由执掌祭祀的礼官所转化而来，他们对祭祀研究得最为透彻，也是最先提出祭祀用德的人。

《左传》记载，随侯认为祭祀应要具备“牲牷肥腯，粢盛丰备”，季梁则认为“民,神之主也”，祭品丰盛的含义不在于祭品本身，而是表现出黎民过得很好。

《尚书》也言，“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祭祀是透过准备祭品的过程，向上天禀报黎民过得很好，用祭祀来积聚民心。

如果祭祀害民，那就是本末倒置。

朱襄在战书中便写明了这一点，将这个时代关于祭祀变化的林林总总思想统合在了一起，告诉众人，民心乃天心，鬼神依托于民心向背。

换句话说，不利民的鬼神不准存在。

正因为战国时已经有了如上思想，朱襄才敢提出伐山破庙，才确信自己只要有充足的理由，秦王就会同意他的上书，天下士人也会站在他的这一方，与他一同想方设法阻止民间祭祀陋俗。

但朱襄的战书能让秦兵听懂他的内心，能让天下士人听懂他的内心，能让七国国君听懂他的内心，他现在要拯救的那些村民却听不懂。

这些引经据典的道理，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辞，在村民眼中还不如巫师嗷嗷跳起的不知何意的祭祀舞蹈。

秦兵“剿匪”是不会在乎村民的死活。如果村民反抗，那村民就是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砍下村民的脑袋赚取军功。

这一点，即便是朱襄也无法更改。

朱襄只能用装神弄鬼，比巫师更像巫师的方式，去破除巫师的权威，让村民放下手中抵抗的武器。

有时候朱襄能成功，但大部分时候，村民将祭祀的鬼神视作祖先，甚至他们祭祀的血腥神灵本身就融入了祭祖的理念，秦兵破庙就是灭他们的祖先祭祀香火。

他们与秦兵不死不休。

秦兵的兵锋一旦启动，就像是一驾疾驰的战车，不可能停下来。李牧降服云梦泽杀的人，都没有朱襄所发动的这次“宗教”战争杀的人多。

李牧得知此事时，匆匆鄂邑赶回来，对着朱襄破口大骂：“那些人确实该死，你不能写信让我回来开战？你上什么战场！”

朱襄道：“我没事……”

李牧怒道：“你没事个屁！”

张若试图劝说：“李将军，伐山破庙也是剿匪，这是军功……”

“他不需要军功！”李牧完全没给这位秦国老将面子，指着朱襄的头发道，“你不了解他，在赵国的时候，廉公为了给他军功，让他上战场，什么都不干，别人帮他砍头换军功他都不乐意，被廉公追着揍。”

“在朱襄看来，人的性命高于一切，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他都不忍心害其性命，所以他不愿意上战场。赵人自愿拼命救他，他愁白了头发。”

“现在他居然上了战场……居然上了战场！”李牧握紧拳头，狠狠砸在桌子上，“朱襄，你不信任我吗？我说不会让你上战场，我就一定能做到！不过是伐山破庙，你和我说一声，难道我还攻不下几座破庙？！”

张若看着李牧痛苦的模样，又看向朱襄的一头白发，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发现，他以为了解了朱襄，但他或许对朱襄远远不够了解。

他只知道朱襄由赵入秦一夜白头，却不知道朱襄的白发渐生和离开故土关系不大，而是和赵民有关。

朱襄爱民，不是一句空泛的评价。难道朱襄的爱的民，也包括那些手持利器的愚昧庶民吗？

李牧的手砸在木桌上的时候将木桌砸裂了一个角，他的手掌被木刺刺破，鲜血淋漓。

朱襄赶紧让人拿来滤清的酒和配置好的草药，给李牧包扎手。

“我不是不信任你，只是这件事因我而起，是我要求伐山破庙，那么我就该站在这个战场上。”朱襄解释，“我对山野众神下了战书，难道你让我站在你们身后去享用破除人祭的名声，名声背后的代价全部交给你和张公？李牧，我虽懦弱，但还不至于如此令人不齿。”

李牧对朱襄怒目而视：“你与我亲如兄弟，我是将领，杀戮无数，此番伐山破庙本就该由我出手。什么代价什么名声，你何必想这么多？”

朱襄道：“世人确实不会在意，但我在意。子曰，君子内省不疚。对世人，对友人，我要求一个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