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颜色。因此路过前院时，我忽然停住脚步，向站在草地上的老管家打招呼。

他穿着军绿色的雨鞋，蓝色牛仔裤，白底蓝条格子衬衫，看起来比去年又老了一点。但年纪到了，衰老的痕迹就像堆在储物间的杂物，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法改变第一印象。

这个家里，没人为我其实可以走路这件事惊讶，他们知道我身体弱，却并不是残疾。老管家也一样。

他微笑着向我点头，有种老年人特有的含蓄与迟钝。

我望着那双藏在皱纹里的眼睛，问：“现在这个天气，可以买到什么花？”

老管家似乎混了些外国人的血统，瞳色较我们更浅一些，讲起话来也缓慢：“春天在地球上到处走，想要什么花都可以见到。”

“你插在花瓶里的剑兰，我看见了，颜色很好，看得人也有了精神，多谢，”我的嗓子用不上力，声音不大，心情平和。

“它们开得很好，我想太太会喜欢，”他颔首，接受了我的谢意。

“我很喜欢，”我咧开一点嘴角，露出冬天过去以后第一个笑容。

张明生轻轻拉扯我的衣袖，示意我，再不赶到，或许会迟到。这个冬天我们没有讲太多话。我不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恍惚，浑噩，似乎时间和空间通通错乱，要吃药，还要独处，接受不了一点噪音，仿佛被剥掉了所有的皮，只剩下极敏感的芯。

每当我变成这个样子，张明生都会默声，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像两只同样沉默、却来自不同世界的动物，拖着影子游移，只有该睡觉时才躺在一起。上一次终止这一切的，是女儿的出生。

坐在车里，可可悄悄地靠了过来，一言不发。她的脸蛋还是肉肉的，压在我身上就变扁，从上往下看，嘴巴撅起来，让我看到动画片里小孩角色胖乎乎的侧脸。这些天她跟我打照面的机会不多，大概有些想我。听柳妈讲，可可并不是瘦了，她只是开始长大，类似植物和小猫小狗的抽条。

我不知道张明生和其他大人如何跟她解释我的反常，才让她怯生生地抬眼，小声问我：“妈咪，你喝了好多姜汤，是吗？”

小孩子，出生以来记住的第一种病，是感冒。

我搂一搂她，轻声回应：“是呀，喝了好多，舌头都要辣没有了。”

她听完，眼睛珠抖了一抖，又一下子扎进我怀里，好像姜汤是什么能拖走人的怪物。

张小元则在挑选歌曲播放。他的变化不太明显，依旧面容严肃，只是黑眼圈淡了一些。电脑上锁三个月，他的父亲对他也不算严格，还给他剩下一部手机，一副耳机。我上小学的时候，别说手机，连打公共电话用的硬币都没有。倒也说不上嫉妒，但对他的视力情况非常担忧。假如他真的想做警察，自然不能戴啤酒瓶底一样厚的镜片。

但我不想做那种大病初愈、好不容易出门游玩，却百般唠叨叮嘱的家长。

他放了一首歌，前奏十分激烈，等到声音响起，我忽然认出歌手的声音。

那是Andrea的声音，只是这首歌我似乎没听过。

“你喜欢Andrea啊？”张明生先我一步发问。

“嗯，”张小元现在面对父亲时，已经不会再抖如筛糠。或许和夺电脑之仇有关系。

“真奇怪，她不像是你这个年纪会喜欢的歌手，”我一边抚摸着可可柔软的头发，一边打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