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拓的死亡让我开始萌生退意。3个多月前朋友贾斯汀的死亡,更是我一直的心结,我一想到贾斯汀就觉得胸闷,喘不上气。
渐渐的,我把这股怨气转移到猜叔身上,我觉得都是他的错,是他不提醒我,只要给我只言片语的帮助,贾斯汀就不会死。哪怕猜叔对我一直很不错。
我脑海里盘旋着这样的想法,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磨磨蹭蹭地消耗大半个月时间,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猜叔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
直到有次和猜叔单独喝酒,他当天不在状态,很快就醉了,说了一件事。
他先是夸我几句,说我干得不错,然后问我想不想拿得再多点。
我点头。他就和我说,他决定把“走山”的任务也交给我,每批货多给我五千。
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不再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就问猜叔:为什么突然要我做,这个不是梭温一直在负责吗?
猜叔开始没回答,后来我又灌了他一些酒,他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梭温因为不小心踩坏头领儿子的玩具,给直接割喉扔在山脚。猜叔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找到人,又不能让这条线空着,才想让我顶上去。
“我做不了这个的。”我恳求猜叔换别人。
猜叔压根没管我的意见,一个劲儿地和我谈论“走山”要注意的事情:
和头领说话的时候,必须微微低头,不能直视头领的双眼;如果你长得比头领高,就要屈膝弯腰,确保眼神是在仰视他;每个毒贩头子的卧室都会摆几尊佛像,有些信仰比较深的头领,甚至会在房子的四周都放上半人高的铜铸佛像,你经过佛像的时候,不能有微笑的动作,得双手合十,弯腰跪拜;看到头领的妻子女儿,不要露出笑容,更不要皱眉,他们忌讳这个,因为妻女是头领的私有财产,你不能有任何异样的心思展现,最好就是微微鞠躬,表示尊敬以后当作没看到;如果头领递给你白粉,你只能自认倒霉开始吸;枪口不要对人;打赌输了一定得付钱,千万不要摸其他人的头;不要讨论别人身上文身的含义;洗澡的时候穿**……繁碎中都是危险。
我越听越烦躁,终于等猜叔唠叨完,问他:如果我不小心做了会怎么样?
猜叔停顿了一会儿,说一般情况是没事的。我问:“不一般的情况呢?”
猜叔没说话。
我明白过来,就是和梭温同一个下场。
贩毒组织的头领都是一些变态,这活儿相当于接触到核心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太危险,绝对不能做。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
我继续给猜叔灌酒,人很奇特,一旦在心里憋着事的情况下喝酒,通常只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醉得太快,要么醒得太早。我属于第二种,喝再多酒都保持着清醒。
等到猜叔睡下之后,我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连夜逃离金三角。
要带的东西并不多,身份证、现金和阿珠留给我的礼物,还有两样东西特别重要,一个是银行卡,一个是笔记本。
我那时年龄不大,中国人的习惯却早已根深蒂固:有钱就存银行。
银行卡是我在达邦旁边的勐马办理的。之前我特意留了个心眼,每次分钱之后,我都会和猜叔说要去外面的赌场玩几把,回来就说自己全部输完。猜叔一直都认为我没存下什么钱来,自然不会有离开的念头,对我的警惕也渐渐消失。
笔记本是我每次走货的记录账本,上面记着每次货物清点的时间、数量、价格,还有其他像接头人姓名、联系方式这些比较隐秘的内容。
我收拾东西只花了几分钟,但走出门却花了很久。
我在门口不断地徘徊,每当我想拉开门的时候,就会神经质地回头看一眼犹自打鼾的猜叔,生怕他突然坐在床沿朝我笑。
我突然明白,猜叔走在路上会经常把脑袋向右后方**的感觉。猜叔是因为战场的不安全感留下的后遗症,我则是单纯的害怕。
我脑袋反复出现一个画面:自己还没出达邦就被抓回来,受到各种各样的殴打,就连将要受到的刑罚名字都想到十来个。
我心想,不能这么下去,再拖着天都要亮了,准备打自己几个耳光,让疼痛给我勇气。
手刚抬起来,又觉得这样不行,并不是我改变主意,而是打耳光会发出声响,万一吵醒猜叔怎么办?
我只好偷摸着走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将洗脸毛巾裹在手上,再狠狠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打完觉得不过瘾,又打了自己肚子几拳,总算有勇气逃跑。
我重新走到客厅,默默听着猜叔的打鼾声许久,判断他是真睡还是假睡,如果是假睡,打鼾声不会特别均匀。
好在是真睡。
悄悄把门拉开,门发出的吱呀声差点让我叫出来,我心想,以前怎么没发觉这门这么吵,还很后悔没有提早换一个门。
刚走几步,又走回去把门打开,我心里想的是,要是猜叔在诓我,还可以解释说是去散步。但猜叔睡得很死。
我总算放下心来,朝着猜叔鞠了一躬,重新拉开门走出去。如果不是遇上猜叔,我在金三角的生活应该会十分艰难吧。
我开始是像平时一样走着,随后步伐越来越快,步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小跑起来,最后一路狂奔到路边。
在从口袋里拿钥匙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几次想要对准钥匙孔都没有成功,很快我就惊醒,这辆坦途是电子钥匙。
按动按钮,坦途发出的“biu”声,外加亮起的车灯把我吓了一跳,我将头转向四周观察几圈,确定没人发现之后才敢坐上车。
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寂静的黑夜分外嘈杂,我不敢开大灯,不敢踩油门,借着月亮和星光,幻想自己的车子是隐形的,缓缓驶出达邦。
驶出达邦后,我一脚地板油,坦途瞬间冲出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很害怕,耳朵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就怕后面有人追上来。想要点烟,火机怎么也按不响,就只能用车载点烟器,结果烫到我的胳膊,疼得厉害。
我两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手汗摩擦方向盘带出一层层的杂质,眼睛就没敢离开后视镜,时刻担心后方突然出现一道远光。
过了大概几十分钟,我心里算了下这些小路很陡很破,弯还很急,平均100码的行驶速度,就算要追也一定没那么快,渐渐把心放了下来。
我逐渐喜悦,总算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恢复到正常人。
我把车窗全部打开,雨刮器、双闪、雾灯能开的都给开起来,努力制造出一副热闹的场景,然后随便抽了张碟片放进音响。
第一首歌好像是邓丽君的甜蜜蜜,我还跟着唱了几句。
快要接近小孟拉的时候,我又难过和沮丧起来,不知道自己回到国内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猜叔势力那么大,会不会派杀手来找我,当初介绍我来缅甸的四爷知道消息后,会不会找我家人麻烦,这个决定来得太快,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
我好几次在大的路口想调头回去,但车速太快,刹车也来不及踩,就只能硬着头皮开下去。
反复纠结的时候,车已经开到目的地。
到了小孟拉,我把车停在农贸市场的边上,双脚触即地的那一刻,我确定自己要离开。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能活的尽量活,该死的逃不了。
我问附近正在吃烤串的几个缅甸年轻人,会不会开车?一连问了两个都摇头,直到第三个才说自己会开。
我把车钥匙丢给他,告诉他,这辆车是佛送给他的礼物。那人一脸惊讶,从头到尾只看着我,没说过话。
花了200元人民币,绕了40分钟的小路,我坐在黑摩托师傅的后座,间隔300多天,重新回到中国。
2010年4月18号凌晨1点55分,当我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心里竟然没有如释重负或者担心后怕的情绪出现。
当晚有小雨,我的头发都被淋湿,睫毛上也沾满雨珠,眼前一片模糊,心里突然想到,身在老家的母亲这个点应该还在和楼下的阿姨家打麻将,渐渐笑出声来。